《出版自由法》和《表达自由基本法》规定的内容同属广义言论自由，区别在于后者主要针对广播、电视、电影、网络等新媒体，而前者则是传统出版。

针对何者为国家责无旁贷的宪法责任，德国学界习惯用高权任务（hoheitsrechtliche Aufgabe）或国家核心功能（Kernfunktionen desStaates）的概念来讨论这个问题。因而，为了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应通过建立一个公民参与 的监督机制，对行政机关和私主体的行为予以督促，进而消解行政任务委外的民主赤字。

[16]参见黄涧秋：《论政府固有职能 对美国合同外包的约束》，载《行政法学研究》2012年第3期。参见汤德宗：《行政程序法》，载翁岳生主编：《行政法》（下册），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977页，注[1]。其中，所谓私主体参与行政任务的广度所要解决的是哪些行政任务可以由私主体介入的问题，而深度所要解决的则是可以由私主体介入的行政任务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行的问题。[24] [德]汉斯•J.沃尔夫、奥托•巴霍夫、罗尔夫•施托贝尔：《行政法》（第三卷），高家伟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73页。[25] 那么，如何来解释这种现象，理论与现实的抵牾除了可以从功能主义的视角，即这些领域私主体的参与有现实的需要且产生实效外，它是否会受到规范主义的质疑且面临合法性的诘责？事实上，仔细分析这些领域私主体的参与实践，我们发现虽然私主体介入到所谓的警务、军队领域，但他们只是参与到不涉及公权力行使的那一部分行政任务。

其次，在私主体参与行政任务的具体法层面，一方面，由于我国在公用事业方面的立法还比较滞后，至今没有一部统领性的《公用事业法》来规范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的内容和原则。[30] Clayton P.Gillette ＆ Paul B.Stephan Ⅲ,Constitutional Limitations on Priratization,46 Am.J.Comp.I.Supp.481,1998. [31]胡敏洁：《以私法形式完成行政任务—以福利民营化为考察对象》，载《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在这之后，1949年的《出版自由法》，将信息公开的目的明确为促进自由交换意见和获取全面信息。

在自由年代，瑞典竞争性政治的发展在议会中形成了平帽派（Hattarna/Hats）和尖帽派（Mössorna/Caps）两大政治派别。1766年的信息公开原则具有基本法地位（第14条），虽然此后的命运并非一帆风顺，但其内容作为基本法延续至今。第4编以下是基于公共利益、私人信息或财政情况的保密。当然，这种媒介的转变，并没有改变信息公开作为公共领域规范框架的地位。

（2）如果能够证明公开会造成损害（Straight Harm Test），那么文件就应该保密。相形之下，一般法经由议会简单多数的决议就可以进行修改。

各个等级在议会中作为团体投票，每个等级一票。与保密相对应的公开范围也有重要发展。古斯塔夫三世废除了自1680年以来所有的基本法，包括1766年的《出版自由法》。知的权利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组织作为一项基本权利和自由写入了宪法和国际性的条约和文件。

[7]1765年12月9日出版自由委员会的报告，首次将出版自由、废除书报审查制度和公开获取文件结合在一起。1766年法律的内容除了前言外，共15条。在18世纪后半期，瑞典社会的自由和进步力量尚显脆弱，而自由年代所形成的政治混乱也不断遭到诟病。这也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狭义信息公开。

所以在宪法地位巩固的同时，具体制度也逐步完善。采取这种分别而没有编纂为一体，主要是为了保持1766年《出版自由法》的传统。

1809年的《政体法》确立了国王（行政）与议会之间权力分工的原则，二者共享立法权，但议会就预算、收入与支出拥有独自的决定权。就公开的费用而言，如果当场查看相关文件，免收费用，提供复本则需要按照页数支付费用，一定页数内免费。

这一时期信息公开与出版自由的命运是相同的。（三）东方理想国的榜样 在推进出版自由时，诺登克兰茨和楚登涅斯还以当时中国的著作和言论自由为榜样，因而使得《出版自由法》的知识灵感更加多元化。当时支持平帽派的安德斯.舍恩伯格（Anders Schönberg）在等级会议上提出了一份备忘录，支持自由获取审判文件以及各级公共机构所有拥有的文件，包括议会的文件在内。[24]该报告题献给当时的王储，也就是后来的国王古斯塔夫三世（讽刺的是正是后者于1772年发动政变，废除了《出版自由法》）。[35] 1949年重新制定的《出版自由法》，则根据战争期间的出版审查情况做出了有针对性的规定。不过，在当时的信息条件下，东方的中国过于遥远，很难求证具体的描述是否准确。

需要说明的是，出版自由在1949年之后很多的发展，诸如公共意见如何获得平衡的表达，与其他的表达自由形式如何衔接，对于公共领域虽然也很重要，但考虑到出版自由的规范地位已然稳固，且这些内容与信息公开和信息交流的联系较弱，在这里就不再全面讨论了。诺登克兰茨对于平帽派政治家的腐败深感失望，因此热烈欢迎在瑞典也有《京报》这样的刊物，公开揭露平帽派政治家的失德、罪行与违法。

如果信息公开过度，造成了太多的负面激励，以至于损害了公共机构行事的能力，公开反而成了最大的伪装，不得不说这是最大化信息公开模式一个不大不小的悖论[49]。谁又看见过真理在放胆地交手时吃过败仗呢？她的驳斥就是最好的和最可靠的压制。

他起草了该委员会的报告，而且后来以非正式秘书的身份指挥其行动。再者，鲜为人知的是，《出版自由法》的两位主要推动者还受到了来自当时中国经验的启发，这种比较法的经验虽然助推了法律的通过，但中国当时的真实情况却是与公共领域的框架凿枘不合，不能不察。

这意味着，在1809年以后，出版自由和获取公文的权利变成了宪法的组成部分，在1766年首次确立的信息公开原则，经历了1772年规范上的降级与模糊化，自此重新获得了宪法地位。其实早在自由时代开始的时候，贵族阶层就已经不再是自由的守护者，面对新的政治文化，贵族阶层一时还无法适应。该原则的确立首先与瑞典当时特定的政治和历史环境有关，是政治分歧与斗争高潮时期的产物。1770-1779年代斯德哥尔摩和各省的报纸数量新增82家，而到了1800-1809年代，则只有23家。

瑞典社会的这种发展与17-18世纪欧美各国在走向民主的过程中，逐步确立公共领域的总体趋势是一致的。不过，正是从这种关联出发，才能真正理解瑞典信息公开原则的起源及其发展。

损害的风险有两种表达形式：（1）除非有相反的证据证明不会造成损害，那么文件就应该保密（Adverse Harm Test）。再次，公开是公共领域的基本原则。

总得来说，如果要拒绝获取公文的请求，公共机构必须满足两个条件：（1）须有法律的明确规定。所以，瑞典1766年法律的主要关注点在于文件的公布与出版。

所以在内容方面，除了知情本身，瑞典的法律非常重视信息交流和传播，而出版本身是信息交流的一种传统方式。通过考察瑞典信息公开原则的这种来龙去脉，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信息公开在现代民主社会的功能。瑞典立法的支持者还转介了中国的经验，不过存在着相当程度的误读。针对密室政治，楚登涅斯也曾设想过引入强制指令（Imperative Mandate）的制度。

摘要:  瑞典的信息公开原则诞生于自由年代，针对的是自由年代的秘密议会政治。[27]然而，无论御史台的巡视还是皇帝的纳谏，都是旨在收集民间疾苦的信息，改变官僚体制固有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信息公开的范围在1937年前都是列举在《政体法》以及1810年和1812年的《出版自由条例》中。正如其名，该法前6章规定的是关于信息公开的内容（第2编），其余的则都与保密有关。

在译本的前言中，楚登涅斯认为，中国政治稳定、国家富强与人民幸福的根源即在于著作自由。信息公开在《政体法》和《出版自由法》当中都有规定。

P4实验室

管制运行部召开专题安全形势分析会暨管制部全体会议

图木舒克机场召开安全作风整顿及隐患动态清零专题会

复星集团CEO梁信军离职 郭广昌称自己曾非常震惊

江苏空管分局气象台预报室开展春夏换季学习

社会办医

2017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初审结果公布！

5家维生素龙头企业2016年业绩一览

10年提价54倍，这个药还要涨！

山航成功保障活体器官运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