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美女虽有倩盼美质，亦须礼以成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上也是人民主体论的社会主义、造福人民的社会主义。然而在解放人的这一方面，却重视不够，远未尽如人意。

)[2](P249) 苏联模式的重要历史教训就是，在实行经济改革转向新经济政策的道路上，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之后，却没有按照马克思巴黎公社原则、列宁政治遗嘱进行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国家制度创新，于是在20世纪30-50年代形成了传统计划经济的苏联模式，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后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战后时代，蜕化为脱离时代、脱离群众、脱离劳动的僵化模式，根源正是固守国家垄断制。三、国家制度创新滞后——当代危机的问题症结 1875年，晚年的马克思在写作《哥达纲领批判》前后，关于现代社会复杂系统中劳动、资本、国家三者关系问题，仍是他反复思索的基本问题。商品拜物教的实质和根源在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性质之中：商品形式呈现了一种颠倒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假象，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掩盖上物的外壳，使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使生产者的私人劳动同社会劳动的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从而造成了商品的谜一般的神奇力量，造成了类似宗教崇拜的商品拜物教。中文译本目前沿用了《马克思历史学笔记》这个题目(1992年版，2005年版)。大体属于这种现代化道路典型代表的，首先是18世纪末19世纪前期的法国，其次是19世纪的德国，再加上1861年以后的日本和俄国。

因此，这里除了旧专制君主制的基本条件——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间的均势——以外，还存在现代波拿巴主义的基本条件，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均势。记者：有人说你们的组织内有实证论的因素。而就对经的理解而言，郑玄之经学大系，是一套尧舜以来的圣人之法的综合，而由于《周官》之详备，远过于尧、舜、禹、汤，故郑君可以据《周官》而上窥尧、舜、禹、汤之法，下观孔子时之言语。

伏羲继天立极，作《易》八卦，定人伦，实为孝治天下之始。如其解尧时政典，《尚书·尧典》乃命羲和下列分命羲仲、申命羲叔、分命和仲、申命和叔，两汉今文之学，皆以羲即下羲仲、羲叔，和即下和仲、和叔。而其所从事者，则前有《劝学篇》之论述，后有癸卯学制之设置。博求仁圣贤人，建诸侯，立大夫，以治水火金木土谷之事。

伏羲正人伦之始，以立爱敬之本，孔子正人伦之变，以塞恶慢之原。并自加注曰：六字取《中庸注》义补。

[19]曹元弼，《孝经郑氏注笺释》。而在此二说中，曹氏对《六艺论》之言《孝经》总会六艺之道，尤为置意。而曹氏据郑玄注《中庸》之文，加圣人百世同道六字。[38]曹元弼，《孝经郑氏注笺释》。

[7]今所见《复礼堂文集》中有《述孝》一篇，即是《孝经六艺大道录》第一章。于是使妇从夫以正其本，君帅臣以统其类。按照郑玄《六艺论》所云，孔子删定六经之后，以为六经各有其旨意，其中虽有共同之道，而未明确表述，故作《孝经》以总会六艺之道。凡郑注残句，今深求其意，补缀成文，使初学可以属读。

孩提之童，他无所知，惟父母教令是从，惟父母颜色不悦是惧。[33]曹元弼，《原道》，《复礼堂文集》，第22-23页，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3年。

往时，敬其此书与《礼疏》、《经儒法则篇》同于先圣前立誓自任。他在《述孝》中论证了圣人之教为何要从爱敬其亲开始： 天地之大德曰生。

爱亲敬亲之道，必极于无所不爱，无所不敬。一，《孝经》与礼学，尤其是《仪礼》相通。[4]曹元弼，《礼经纂疏序》。《孝经·开宗明义章》云先王有至德要道，郑注曰：禹，三王最先者。张之洞自己并无经学著作，而其经学思想之大纲，大体可见之于曹元弼。圣人的教化，要根据人类社会最普遍的天性，因循利导，顺其心而教之，才可能有普遍教化的效果。

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而郑玄此六德之名，乃来自《周礼·地官·大司徒》，其文云：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郑君解《周礼》，对此六种德目进行较为一般化的注解：知，明于事。

也就是说，历代圣人在立法、作（后来孔子编定的）六经的时候，都是看到了爱、敬的根本性，因而作六经，教导天下万世之爱敬。此为其后《孝经学》、《孝经郑注笺释》、《孝经集注》诸书之大纲。

曹氏早年所作《原道》一篇，可以说是其经学思想之大纲。[24]《六艺论》已佚，本句今存日本写本刘炫《孝经述议》，见林秀一辑校，乔秀岩、叶纯芳刊定，《孝经孔传述议读本》，第16页，日本叶山小书店出版部2015年。

在注解天地之性人为贵时，曹元弼说：圣人者，体天地立人极者也。[36] 曹元弼从五经中总结出共同的人伦思想，将此人伦之道视为五经共同的旨归，《孝经》的重要性正在于，它集中地表达了这一人伦之道。（一）《孝经郑氏注后定》与《孝经证》，未成。…盖孝为教本，礼所由生，语孝必本敬，本敬则礼从此起。

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此人心之大可用者。序同父者为昆弟，而弟道行矣。

而后来的《孝经郑注笺释》，正是在否定《群书治要》的基础上，主要依据邢疏、《释文》所存郑注而作。盖六教者，圣人因生人爱敬之本心而扩充之，以为相生相养相保之实政。

民国二十五年（即西元1936年），唐文治在无锡国专为学生讲《孝经》，将此讲义编成《孝经救世编》，因为自觉惟因为初学讲解，随讲随编，如朱子所谓急迫之意多，沉潜之味少，遂将此编寄给隐居苏州的逊清遗老、唐氏旧交曹元弼以求正，曹元弼的复信中，对此书的评价有云：凡立教，有为万世者，有救一时者。在曹氏之前，为《孝经郑注》作疏者，已有皮锡瑞《孝经郑注疏》一书，皮氏以郑玄注《孝经》在早年从今文之时，故多以今文礼制疏解郑注。

故曹元弼在《述孝》中说：盖人之性莫不爱亲敬亲，故可导之以爱人敬人。而因为先代圣王之法散失甚多，惟周公致太平之《周官》最备，故可以《周官》为中心，推而注解群经。圣人将为天地生人，必通乎生民之本而顺行之。曹元弼早岁所作《原道》，通篇即论爱敬可以贯通群经，其大要云： 盖六经者，圣人因生人爱敬之本心而扩充之，以为相生相养相保之实政。

（五）《孝经集注》 西元1943年，曹元弼又撰成《孝经集注》，在序言中，曹氏言其书所作之因缘，云： 余既撰《孝经学》、《孝经郑氏注笺释》，以极论天道至教，圣人至德，吾夫子至诚，赞化育，经纶六经，立天下大本，仁覆万世之宏恉庶几。[14]严可均辑本之所以较为全备，在于采信日本回传的《群书治要》，而曹元弼不信此书。

生人者天地也，父母也。[19]其所重郑玄者，盖郑君以礼学为中心而注《孝经》也。

如何才能通乎生民之本呢？要在顺天性。国朝阮氏元论孝经多创通大义，其子福《补疏》，采辑古说，亦略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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