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40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认为，中国金融创新主要分为两类。

四是土地制度，通过土地财政来拉动经济高速增长。劳动力是经济增长的必备要素，劳动力数量、劳动者工作的时间和强度是有弹性的，在增长主义引导下，一些不应作为劳动力的人（如童工等）会被拉入劳动力队伍，劳动力工作时间会被延长（如过度加班、取消或减少节假日等），部分劳动力被强迫长时间进行高强度劳动。

三则人口素质提高、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发挥、人口向更高效率的产业和区域转移、人口的需求满足等广义人口红利的释放，还依赖于教育制度、产权制度、分配制度、户籍制度、土地制度、财税制度、消费制度等的建立和改革。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的换挡，人口红利减少又成为其中的重要解释变量。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本是GDP的三个组成部分，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原因，是经济低迷时抚平经济波动的不得已手段，但在增长主义下，不仅三驾马车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常规手段，而且在三驾马车内部，投资因为最易为政府所掌握而被过度依赖，因而抑制了消费，反而损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人口不仅是生产者，而且是消费者或需求者。2008年国际经济危机爆发以来，中国政府通过四万亿投资带动数十万亿信贷投资等，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反弹。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来源：上海证券报 进入 李佐军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人口红利 GDP 。二则资本积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还依赖于好的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等。相关认识的切入点，是需要对已有的经济学成果有破有立

改革开放对提高效率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即使在需要采取适度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刺激时，也主要应采取财政政策，而非货币政策。目前我国预算赤字离公认的警戒线还有一些距离，增加财政政策力度还有一定的空间。早在十八大召开前后，就已经按照建立竞争性市场体系的方向进行了一些试验性的改革，比如企业注册登记的便利化、营业税改增值税等等，并且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

但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经济增长的基本驱动因素不外三个：新增劳动力、新增资本投入（投资）和效率提高。

因为增长有个结构问题，有的行业增长1%，它的新增就业可能超过1%，有的行业增长1%，它的新增就业却可能不到1%。前期释放流动性刺激了股市泡沫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当下正确的方略，是在通过一系列措施控制和化解风险、保证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前提下，把主要精力放在切实推进改革上。一方面是投资的增速效应递减，另一方面，投资高速增长却没有足够的资源支撑，使国民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不断提高。前一时期释放的流动性并没有达到支持实体经济的目的，却刺激了股市泡沫的膨胀，就是明证。

蔡昉教授在2006年就已指出，根据他们前三年的调查发现，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剩余劳动力无限供应的情况已经不复存在。2012年以后，又多次采用增加投资的办法刺激经济，但正面效果愈来愈差，负面效果愈来愈大。目前正开始在其他地区复制推广上海自贸区的经验。国有企业掌握着大量重要资源并且在许多重要行业中处于支配地位，因此，如果国有企业仍然处在效率低下的状态，国民经济效率就很难得到提高。

这意味着对外开放新局面的全面展开。这一文件较之前几个月的征求意见稿有一些进步。

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是怎么来的呢？主要是靠大规模的投资。例如，在国有企业定位和做强做优做大的问题上，就有和十五大、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不相衔接的地方。

一种是从需求侧的三个构成要素: 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入手进行分析，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上述三驾马车的动力不足。更危险的是，如果杠杆率继续提高，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将会大大增加。第三，停止刚性兑付，以便降低无风险利率水平和防止道德风险。这些问题都会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效果产生重要影响。因此亟须采取有力措施，扭转偏向，改善环境，使企业家建立对未来的信心。还有一个因素是效率的提高。

为了堵塞漏洞和化解风险，需要采取多方面的措施。需要注意的是：实现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或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是1995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第九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提出的，至今已经过去了四个五年计划。

维持高增幅因素有的已消失 现在的问题在于，以上这些有利于维持高增幅的因素，有的正在缩减，有的已经消失。即使进展比较快的行业和部门，也还有不少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因为现在一个大问题是企业家们对未来的经济增长缺乏信心，没有投资的积极性。在人口红利消失、投资回报递减、杠杆率提高的情况下，只有提高所谓索洛余量，即技术进步、效率提高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实现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优化结构，促进创新，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发展到集约发展的转变，才能突破目前的困境。

减税会对提高企业的积极性有所帮助。我觉得，在反腐高压势态已经建立的情况下，应当大力加强制度反腐，把权力关到法治的笼子里。这个关系重大的任务经过整整20年还没有实现的原因是什么？2006年总结十五的教训时就已得出结论：症结在于实现这一转型存在体制性障碍，关键在于能不能通过全面改革建立起一套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体制。所以，由于产业结构的变化，在同样的GDP增长率的条件下，就业的情况却有很大的不同。

2010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速下行，市场疲软，不少企业发生财务困难。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进行自贸区试验的意义在于适应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的大趋势，营造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

增加赤字有两种办法：一是增加支出，二是减少收入。第二，制止回报过低和完全没有回报的无效投资，例如各地不问效果、蜂拥而上的铁、公、基项目等。

增加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意味着增加赤字。其次，长期实行一胎化政策和出生率下降，使人口红利逐步消失，不能指望新增劳动力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

现代市场经济的有效运作，离不开党政官员在创设良好的营商环境和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作为。最近几年，在上述改革的推动下，服务业发展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这使我国就业情况在GDP增速下降的情况下得以保持较好的状态。因此，即使在需要采取适度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刺激时，也主要应采取财政政策，而非货币政策。各国救助金融危机的经验表明，在资产负债表出现问题、资产泡沫破灭的情况下，由于人们都要捂紧钱袋子和保持流动性，扩张性货币政策对提振经济并没有太大效果。

有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需要用增加投资的办法维持8%以上的增长率，是因为要保就业。但是有些思路还不够清晰。

过去许多年领导一再号召要加快服务业的发展，却一直未能实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和其他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在进行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试验。

现在的一个大问题是相当一部分企业家缺乏投资的积极性。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以前说过，先治标后治本，用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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